圖、文/上報
法律的裁判為凱凱案(又名:剴剴)劃下了逗點,卻也推倒了社工內心最後一道圍牆,迫使眾人直面那早已失衡的職涯困境。社安網自2018年啟動至今,希望「網住每一個處於危機中的個體與家」,但在繁瑣的體制與薄弱的支持下,社工卻成了網格上最孤獨的絲線。第一線社工只能永遠在「單打獨鬥」,用自身生命來防堵社安網的破洞。
衛福部長石崇良上週於立法院答詢時透露,社安網將再增加9000名人力。但據經營社工自媒體「暈船事務所」的Lin(化名)觀察,現在社工系所畢業的學生願意從事社工職業的人,已經不到3分之1,像他這樣願意待上9年的社工更是很少見。
9000名人力要從哪裡來?檢視社安網公布的各縣市人力進用率,可以看到近3年幾乎都呈現下滑趨勢,更有許多縣市是連續下滑。社工人力留不住,流動率高早就眾所皆知,離開縣政府社工職位的緣意(化名)就表示,她過去待的單位2年內有7人離職,「我們中心總共才15個社工。」

社安網喊補9000人卻爆社工留不住、人力連年下滑。(上報製作)
一人背40案還懷孕奔波 她救回孩子卻離開體制
緣意在政府部門任職期間,因案量無上限管制,最高曾同時身揹超過40件個案,再加上10多件服務案件。即便懷孕已30多週、肚子頻繁因宮縮而發硬,她依然維持每日早上8點上班,且常忙到深夜11點才回家的沈重作息。
懷孕週數34、35周的她,仍挺著巨肚奔走於第一線。當時她為了搶救一名4歲卻僅8公斤的嚴重營養不良孩童,與家屬長時間斡旋、協助送醫。醫生看到孩子,判斷:「再晚一點就來不及了!」
當初案家多次拒絕訪視,緣意慶幸自己最終並未退縮,才得以為孩子爭取到一線生機。在送醫途中,懷有身孕的她正承受著宮縮不適,甚至只能自嘲:「至少現在暈倒在醫院,還有人能救我。」即便隨後在前往取車的計程車上,她因感覺不到胎動而驚慌失措,但每當看見當年親手搶救的孩子們,如今能健康地跑跳,語氣中還是充滿欣慰。

案量無上限、孕期仍超時工作,最終撐不住離開兒保社工崗位。示意圖。(免費圖庫Pexels )
緣意在青少年時也曾被社工服務過,她認為,沒有那位社工,自己就沒有機會繼續升學,「沒有翻轉人生的可能」。她無論晴雨、懷孕都依舊騎著機車到處訪視,為風險中的孩子安排安全的生活環境。在拯救孩子的時刻,她常常想到過去:「這其實也是在拯救自己。」
雖然緣意對社工這份工作有十足的熱忱,撐過了高工時、高工作量,但最後卻因為職場的不友善,讓她選擇離開兒保社工的工作。
經營「暈船事務所」的Lin過去則是擔任監護權調查社工。在龐大的工作量之中,還要應付爭取監護權的家長找來關說、威脅的民意代表,面對個案惡言相向也是日常風景。Lin無奈地說,當時機構沒有給予足夠的支援,只能自己承擔這些壓力。
「我曾經經歷1個月內有20案,這代表我1個月至少要花140小時以上家訪,並且做出20萬字的報告。」監護權調查社工的訪視一次可能長達3、4個小時,且在高衝突的環境下進行。Lin下班回家後,經常陷入「暫時」失語的狀態,甚至因為被個案威脅而連續做惡夢。

練出專業卻換不到支持,政策急上路配套卻不足,社工困於資訊斷裂與行政黑洞。示意圖。(免費圖庫Pexels )
她因為這份工作,熟練會談、說服與傾聽的技巧,又因為不同案件類型必須去了解諸如長照、罕病、青少年憂鬱等不同專業領域。但她認為,這些隱形的勞動沒有被看見,社工的專業和處境無法被社會同理,也沒有充足、能對應的資源及薪酬。
另一位有5年經歷的脆弱家庭(脆家)社工酷米(化名),在實務現場感受到政策推動往往缺乏對第一線的考量,許多重大轉變常在配套不足下倉促上路。凱凱案後,收出養業務回歸地方政府,原本服務脆弱家庭的社工大多缺乏相關經驗,甚至連承辦的業務單位也對流程一知半解。
她指出,評估架構與訓練往往在政策實行數月後才陸續釋出。這迫使社工必須在極短的時限與高壓環境下,憑藉有限資源獨自摸索全新專業領域,試圖在混亂的體制過渡期中拼湊出合規的評估報告。
體制支援的匱乏進一步加劇了社工的孤立感,特別是在面臨危機處理時,往往陷入「單打獨鬥」困境。酷米回憶,當遇到緊急安置卻找不到機構的危機,尋求行政或業務單位協助時,竟然常得到「不知道」的消極回應,導致社工必須依賴私人人脈或同事間資源互助來解決問題,加上單位長期未能滿編、資深人力流失,以及大量的防禦性通報,讓基層社工在面對沉重負荷時,深刻感受到缺乏組織後盾的無助感。
在這種制度磨損下,社工不再是「溫度的傳遞者」,反而變成疲於奔命的「救火人員」,成了填補數據缺口的螺絲釘。為了因應縣市間開案率的評比與績效考核,社工有時被迫「硬開」不具處遇目標的案件,或在主管要求下以「快開快結」方式衝高數字。當工作重心被迫偏向應付危機與回應行政管控,而難以投入時間與個案建立深度關係,讓酷米感嘆在維持工作指標與身心平衡的拉扯中,自己已難以實踐理想中社工「該有的樣子」。

凱凱案後,隨著檢調調查和媒體大量報導,社工圈開始瀰漫一種「動不動就被究責」的氛圍,很多社工扛不住心理壓力和責任風險,乾脆選擇離開,也讓原本就缺人的情況更加嚴重。(資料照片/陳愷巨攝)
為凱凱案發起「觀庭筆記」的鵝保社工(化名)曾任職於地方政府兒少保護組,與酷米有類似經驗。他負責超過100名孩童的安危,卻常深陷於資訊不互通與行政庶務的黑洞。由於政府與民間單位缺乏統一資訊平台,他必須耗費大量行政成本在重複溝通上,盤點資源全靠反覆打電話確認,必須額外利用下班時間補寫個案報告。
他分享,曾有合作的民間單位因無權限查閱戶政資料,甚至在訪視多次後,才透過新聞得知家中有「第3個孩子」被囚禁的悲劇。
行政與實務嚴重失衡,更讓鵝保社工感到窒息。每啟動一項心理諮商服務,背後涉及的轉介單、核銷簽到表及溝通成本就高達3、4小時,這些「隱形勞動」卻不計入績效指標,長官眼中只看服務案件的「有」或「無」。
高壓與低薪中被磨損 成壓垮社工的最後一根稻草
「我覺得好像連自己想要照顧的人都沒辦法照顧了」,壓垮鵝保社工的最後一根稻草,是一件旁人看起來不大的事,家裡陪伴他多年的貓半夜需要掛急診,但他因為夜間訪視無法抽身,只能請朋友幫忙。多年來為了保護危險中的孩子,他犧牲家人和生活,但這次他決定選擇離開政府兒保社工的位置。
有些社工選擇堅持,主因在於對兒少保護的使命感與熱忱。緣意與Lin皆因童年經歷,渴望成為能「接住孩子」並提供傾聽的人,將昔日受助經驗轉化為回饋。然而,殘酷的實務現場卻是一場無聲磨損。酷米自陳,當工作只剩疲於奔命的應急、失去深度陪伴的空間,這份職業便逐漸失去了靈魂。
社工的價值,在體制衡量下卻顯得無比廉價。與政府合作的機構社工員起薪經常不到3萬8,Lin指出,社工要轉職的成本太低,尤其是新人,很多撐不過1個月。當這些補網的人逐一離去,還有誰來接住在危機中墜落的個體?(責任編輯:王晨芝)

社工長期面臨的結構性困境浮上檯面,包括工作量過重、薪資偏低及支持系統不足等問題。(資料照片/王侑聖攝)